在月中的某一次游泳时，就想到，今年还是发生了很多事情的，值得总结一下。但东奔西走了半个月，转眼发现新年就已经在眼前了。翻了一下2009年的日记，由衷地觉得，从两年前开始的那种困顿状态，终于在这一年被翻过去了，并且被新的生活覆盖掉了。
很多东西都在2006年开始萌芽。然而，当处于对未来十分渺茫、还面对着极多隐忧的大学时代，我并没有条件获得完全的解放，现在去回顾，只能说，一个并不安分的小子，当获得了一点喘息机会时，迸发出了火星。果然，2006年点起的一点火光，很快因缺氧而黯淡了。仅仅半年之后，生活便像被大雪封住一样，进入了漫长的冬季。
而09年则是不同的一种情形了。脚下的路，尽管仍有模糊，但比起那时是坚实得多了。这得益于自己有意的一些铺垫，但更要感谢07年的冰封，没有那些困顿和挣扎，没有诸位朋友的鼎力支持，也就没有现在的暂时稳定。那场冰封并没有随着尘埃落定而及时解冻，它所遗留的对自身活力的钳制，仍继续持续了一年。新的黄金时代始于09年过半时，当不必再面对课堂时，突然有了大把大把的时间，而毕业的事物又尚未启动。这也许是一生中难得的一段同时拥有年轻和时间的一段学生时代，仿佛在自己都没有意识的时候被“咣”地一下掷进了生活。这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
拍照片似乎是自己生活状态的一个晴雨表。直到今年冬天突如其来那三场雪之前，我的上一次拍摄还远在08年的三月，考研出分前在西灵山的灰暗色调。我似乎需要一段时间去挥散掉掩住五官的烟尘，重新找回自己。有着无穷吸引力的学术研究，也在渐渐脱去面纱，渐渐摆正位置，其实这正是那一番挣扎想要解开的情结。我重新拿起了相机，也重新开始做很多“无益之事”——真的，生活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个玄而又玄的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明朗。
这一年，因兴趣爱好而积累的朋友圈，比大学四年的积累还要多。北京，这座我出生和成长的城市，由于大学之前生活的单调而对自己影响有限；大学的四年，又扔到了一个精神上空虚贫乏的城市。因此，北京的意义，是现在才开始显现。北京的种种弊端令人心烦，但无可替代的是，只在北京才能找到这些有意思的人，和这些值得参与的事。如果说大学中我在户外圈里找到了共鸣，那么如今的圈子则是更厚实了。一个好的圈子，就是对生活空间的一次拓展，从中也能看到，对自身所在的固有环境、地域和时代的太强归属感和认同感，都是一种短视和我执。
由于意识到这段时光的空前绝后，尽量没让自己闲着。搞得最大的，自然是去了最想去的遗产天堂意大利。这22天没辜负之前为申请、签证和收集资料费的那么多心思，独自暴走的方式贯穿了整个旅行，每天走到几乎废掉，然后又坐夜班火车，第二天仍然十分亢奋地继续走到废掉。用这种方式恣意挥霍着青春，感到无比的踏实。在国内也加紧了脚步，河北河南辽宁山东，也实现了几个一直构思的旅行。不愿停留在对古迹遗产本身细节的关注上，尽管力不从心但仍然想将它们用自己的某种逻辑组织起来，这种没事找事的念头让我很难回答“最近忙什么呢”的问题。走在路上，有时会回想，是什么时候萌芽了对这种事情的追求，那应当是很早吧，一些朦朦胧胧的兴趣，和一些影影绰绰的念头，在必要事物的激流之下潜藏着。然而要诚实地将这些潜藏着的东西原原本本摆到自己的桌面上并且十分坦然地当做自己的主流，却非得经历一大通充满怀疑和冲撞的折腾。在这个过程中，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成长轨迹的局限和自身早熟观念的牵制。好在，它们正在远去。
2009，是我第二个本命年。回头翻看了06年那个“黄金时代”的年末总结。很稚嫩的一段文字，但很清晰地标示了，今天的状态是一以贯之的。可以感到高兴的是，那时候萌芽的所有东西，全都没枯萎，在死过去一阵以后，又抖擞着出来了，而且水分更足了些。只是，09年还是浪费了很多时间，买的很多书还没有看，论文只能说刚起步，没踏踏实实地往大脑里装些干货。由于意识到这样的日子之终结的存在，便必须打起精神了。或许，明年还有这么多时间，那就绝不是应当在电脑前度过的了。更待何时？夫复何求？
接着走吧。
2009年末 北京
2009年12月11日星期五
流通与阻塞——轴线的对话
（发表于2009年第4期《中华遗产》）
城市是一大半历史上演的舞台。七百年前，马可波罗热情洋溢地赞颂过东方的元大都。他一定感叹过元大都宫城中轴线的威严雄壮。他不知道，这条轴在下一个朝代被无以复加地强化成了整个城市的中轴，这与他所见过的其他城市是多么不同。他也不知道，在现代城市发展史上，轴线作为城市的生命线，它的存在，又诉说了多少文化上的同与异。
“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伸，一贯到底的规模。我们可以从外城最南的永定门说起，从这南端正门北行，在中轴线左右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约略对称的建筑群；经过长长一条市楼对列的大街，到达珠市口的十字街口之后，才面向着内城第一个重点——雄伟的正阳门楼。在门前百余米的地方，拦路一座大牌楼，一座大石桥，为这第一个重点做了前卫。但这还只是一个序幕。过了此点，从正阳门楼到中华门，由中华门到天安门，一起一伏，一伏而又起，这中间千步廊（民国初年已拆除）御路的长度，和天安门面前的宽度，是最大胆的空间的处理，衬托着建筑重点的安排。……由天安门起，是一系列轻重不一的宫门和广庭，金色照耀的琉璃瓦顶，一层又一层的起伏峋峙，一直引导到太和殿顶，便到达中线前半的极点，然后向北、重点逐渐退削，以神武门为尾声。再往北，又“奇峰突起”的立着景山做了宫城背后的衬托。景山中峰上的亭子正在南北的中心点上。由此向北是一波又一波的远距离重点的呼应。由地安门，到鼓楼、钟楼，高大的建筑物都继续在中轴线上。但到了钟楼，中轴线便有计划地，也恰到好处地结束了。中线不再向北到达墙根，而将重点平稳地分配给左右分立的两个北面城楼——安定门和德胜门。”
上面这段文字，摘自梁思成《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一文。梁先生保护北京老城的悲壮经历在今天受到了广泛尊敬。他怀着深厚感情写就的赞美中国古典建筑的文字，也感染了无数当代读者。这座城市的伟大与雄壮，随着梁思成的热情讴歌深深印在了人们脑海中。我在若干年前读到这段文字时，也深为北京独一无二的中轴线而赞叹。
不过，假如放眼世界名城，还会有新的发现：中轴线，并非北京城所独有，相反，它是世界许多历史名城在规划建设时所采用的普遍方式。罗马、巴黎、华盛顿、堪培拉……这些西方城市的轴线，都仿佛一根根优雅的指挥棒，串起了整个城市的华彩乐章。北京中轴线之引起梁先生赞颂之处，实际上是东方城市轴线之不同于西方的种种独特现象，它们分别诞生于不同的文化母体中。两种文化之间的碰撞，在城市轴线的躯体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西方文明之根的永恒之城罗马，是一座经过极其复杂的历史沿革而形成的城市。今天的罗马城，仍然保持着前汽车时代的城市机理，道路宽窄和路网系统仍旧是步行的尺度，而非汽车的尺度。在罗马所有道路中，科尔索（Corso）大街是罗马全城的主干道，或者说轴线。
科尔索大街的北端起点，是罗马的门户——人民门。 罗马位于意大利国土的中部偏南处，在亚平宁半岛分裂时期，最为繁荣的几个城市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米兰公国、威尼斯共和国、锡耶纳共和国、热那亚共和国，都处在罗马的北方。从经济和政治上，罗马与北方的沟通和联系最为重要，因而罗马城的北门就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城门，也就是今天的“人民门”。它是来自北方甚至欧洲大陆各地的旅行者到达罗马时所见到的第一个景物。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铁路修通后，从此Termini火车站才成为进出罗马的主要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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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民门[/caption]
进入人民门之后，便是人民广场，它在1826年之前为公开执行死刑的场所。由此可见，北门一带在当时是重要的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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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民广场[/caption]
有意思的是，这一空间存在于人民门内，而不是门外——这不禁使我联想起中国首都的相反情形。北京城具有类似功能的空间，都处于某一座门之外：皇帝登基或册立皇后时，由彩绳悬吊着口衔诏书的金凤自天安门徐徐降下，昭示于门前广场的百官；戊戌六君子，被推出宣武门外的菜市口斩首示众。城门或宫门前方的空间，由此成为中国官方的大众传媒。日本学者渡辺信一郎先生发现，这种“门前”空间的使用方式始创自曹魏明帝营建的曹魏洛阳宫城的“阙门”：“在宫城的场合，阙门是将天子、皇帝之尊自俗界区别出来，并对民众阐明皇帝所具现的礼法与秩序的装置。”这正是中国社会阶层之间关系在建筑空间上的一种独特表达。门，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格外重大的意义，“重门深院”是任何一座中国建筑群所追求的空间形态，甚至，人们用“大宅门”来指代富贵人家。在中国，一座门并不仅是建筑的入口，它更标定了内外的尊卑，标定了其内的政治力量对其外的社会的掌控关系。因此，以官方为主体而带有宣示、教化意义的种种活动，自然需要在这座门外举行，以示传播的对象。因此，中国的种种公共活动，往往发生在一座门前，即便在今日，国庆的典礼与盛大的阅兵在天安门前举行，也包含有同样的性质。
而西方城门在这方面的角色并不明显。先进了门，然后才是广场，可以在罗马城里面目睹这里发生的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讲，罗马是开放的公共城市，它内部的空间才是社会活动发生的场所，而非城市本身作为一个主体去向外表达话语。门与广场，“内”与“外”的差异，是社会形态在建筑上的投影。
由于笔直地正对着人民门与人民广场，科尔索大街因此成为罗马最重要的一条街道。它从人民广场中央的方尖碑开始向南延伸，成为罗马的主干道。科尔索大街的宽度在北京连次级干道都算不上，但在罗马来讲绝对是阳关大道了。大街上的建筑，虽然细部各有不同，但基本都是四至五层左右的楼房，第一层有大理石贴面，二、三层之间有装饰线脚等，轮廓十分雷同。这也是整个罗马最普遍的建筑。这些楼房从临街的角度来看是方方正正的火柴盒，但实际上他们都是一个向心围合庭院的外立面。如果穿过这栋楼的门，会发现来到了一个中央庭院，四面的楼体围合起来，一层往往有连廊。这栋府邸中大部分的活动都是向着这个庭院的，四周的楼体将这里与外面的大街分隔开来，从街上只能看到一个高大的外立面。可见除了北京的四合院，罗马人的“院落”意识也是很强的，在繁华的城市中，内向院落所营造的安静环境是人的天然需要。
正如《城记》的作者王军所言，路口能够给步行者以喜悦，为人们的步行路线提供多种可能。在罗马，路口的密集和道路近端的景观使得步行成为一种乐趣。街道的尽头往往有纪念性建筑，街道的长度是适应人的视线所及的，适应人步行体力的，绝不会长到一眼望不到头的尺度，路网中一个个有着咖啡馆和露天餐厅的小广场，都是吸引行人驻足的结点。这实际上和中国古代“百尺为形、千尺为势”的建造理念很相似，可惜当代中国城市营造了太多“神尺度”的广场，已经将这种对人的感受的尊重抛弃了，而到欧洲旅游的国人却经常嘲笑他们的“广场”这么小。
科尔索大街两侧坐落着众多重要的教堂或府邸，包括意大利共和国的众议院，它们并非坐落于这条轴线之上，而是排列于道路的两侧。因此，罗马这条轴线是一条道路，在起点和终点之间，并无其他纪念性建筑横亘其中——它是供人在其中通行并感受城市景观和象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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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科尔索大街[/caption]
站在科尔索大街北端的人民广场南望，目光会穿过科尔索大街，一直投向其南端一座洁白宏伟的大理石建筑，就是现代罗马市中心的埃曼纽尔二世纪念堂，也称祖国祭坛。大街的宽度使它只露出了中间一部分，成为大街的视觉对景。向南穿过大街，一直来到墨索里尼办公室所在的威尼斯广场，纪念堂的全貌才全部暴露出来。这座建筑修建于1884～1911年间，时值亚平宁半岛刚刚完成统一，是为了纪念完成意大利统一的埃曼纽尔国王和开国元勋、无名烈士而建，带有强烈的国家意志，外形酷似一个白色的打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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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曼纽尔二世纪念堂[/caption]
从城市轴线的角度来说，科尔索大街可以说是近代和现代罗马的主轴线。从科尔索大街绕过埃曼纽尔二世纪念堂，绕到卡比托山的南坡，就进入了古罗马时期的心脏地带——罗曼努姆广场，俗称古罗马广场。废墟，满眼的废墟，就那样华丽丽地，带着古罗马时代呼啸的风声，带着凯撒、奥古斯都等一个个强劲的名字，铺陈在眼前。
在古罗马广场的心脏地带，同样有一条主街道，就是上面照片上那条宽阔的路。这条路，在古罗马时代被称为“圣道”（Via Sacra），是传统的军队凯旋路线。今天在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和古罗马广场之间的三角地带，草坪中央有一个圆形的建筑痕迹，很少引起游人的关注。其实，这个圆圈曾是承托一个喷泉的水池。上图（陈志华书封面）中那片空地上的小圆锥柱，就是那个喷泉，当时被称为“Meta Sudans”。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它却不仅仅是一个喷泉，它被建造的目的在于标示出游行队伍从凯旋大道转入神圣大道和中心广场的转弯点，因此成为这条“圣道”的起点，也称为沟通君士坦丁凯旋门和提图斯凯旋门之间空间逻辑关系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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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 Sudans 与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caption]
在参观斗兽场时，我感到君士坦丁凯旋门的位置十分突兀。而知道了这个圆锥柱的存在，就完全可以解释：
军队凯旋的路线是从城南的古阿庇亚大道进城来，经过卡拉卡拉浴场和马西莫赛车场，一直沿着帕拉蒂诺山东侧路向着斗兽场方向行进。在此穿过君士坦丁凯旋门，然后马上在圆锥柱处向左转弯，走上圣道，由此就进入了古罗马广场的核心地带。从古罗马时代描写凯旋式的文字来看，当时的圣道应当是笔直贯穿整个广场，一直到西端的卡比托山，游行队伍由此登上山上的朱庇特神庙，凯旋达到高潮。而目前这片遗址的现状是圣道在通过提图斯凯旋门之后即向北绕到艾米利亚大会堂前，经过罗慕路斯神庙之后又绕回中央，在灶神庙处转折，穿过奥古斯都凯旋门的废墟，再从农神庙和朱利亚大会堂之间通过，到达卡比托山脚下。
这一变化发生在帝国时代。提图斯凯旋门后面阻挡圣道的那片废墟，实际上是用苇斯巴芗皇帝自己名字命名的一座市场，和提图斯凯旋门建造于同一时期。在广场中间设置建筑，和奥古斯都广场、凯撒广场等帝国时期的广场在中央修建神庙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是皇帝崇拜现象的产物。共和国与帝国的政治形态差异，就这样在废墟中定格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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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广场·圣道[/caption]
这条圣道就是在空间上统领共和时期古罗马中心地带的主轴线。它和上文提到的现代中轴线科尔索大街一样，也是一条供人流通过的大道。它的纪念性，是靠坐落于其两边的建筑，和活动于其上的人来共同表达的。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是一个同样经典的例子。它起自卢浮宫前的协和广场，到达凯旋门所在的戴高乐广场。这条大街不但是一条空间之轴，也是一条是时间之轴——尽管从凯旋门再往西就不再称为香榭丽舍大街了，但这条路仍然笔直地一直向西，一直越过塞纳河，到达巴黎的新区拉德方斯。拉德方斯的新凯旋门也坐落在这条延长线上，使其成为连接新旧巴黎的更广阔的轴。我们对于这一情况一定感到似曾相识，因为这与北京的中轴线向北延伸成为奥林匹克公园主轴线、从而指明未来的空间发展方向的意念很相似。不过，由于北京“四面开花”的发展形态，其轴线所起的指向作用并没有巴黎那样明显。
可以轻易地发现，巴黎的这条轴，与罗马的科尔索很相似，都开始于一个具有方尖碑的广场，而且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它们都是一条畅通无阻的路，是人可以在其上往来流通的空间。
现在，该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所熟悉的北京的轴线了。这是一条与罗马、巴黎、华盛顿完全不同的一条轴线。它不是、也不可能被允许成为城市主干道，因为它并没有为人提供的连续流通空间。当我们眺望这条轴线时，会发现它由一座一座的建筑排列而成。这些建筑占据着轴线，轴线也因这些建筑而存在，从另一方面讲，建筑同时阻碍着人沿轴线的运动。当古代的人们处在这条轴线上时，轴线对它的意义只有一个，那就是引导他向北面的皇权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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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轴线北段[/caption]
北京的中轴线，其意向直接来源于“中”这个汉字。在远古的农业社会，太阳对人的生存极其重要，以观测日照为目的的“立杆测影”活动被视为神圣之举；而观测太阳所立的“杆”，因其具有报告时间、标定方位的作用，也就具有了神性。在山西省的陶寺考古遗址曾出土过测日影所用的“圭表”，通过太阳照射下“表”杆的阴影投射在“圭”杆上的长短来进行大地测量。在冬至这一天的正午，如果在某个地方测量时投影正好到达“圭”杆上一个特定刻度，此处即为“大地之中”，由此有了“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的定都准则。测影所立“中杆”被视作天地之中的象征，往往成为一个聚落的中心图腾，由此又成为了政治意义上的中心。张法教授认为，当时“中杆”的形态类似于旗杆，这就是甲骨文“中”字的最初象形含义。因此，“中”字在其诞生伊始，便被赋予了天人合一、居天地之中的神圣意义。从“中杆”开始的“寻中”的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向心力、大一统国家的愿望，从古至今都影响了中国人的政治观念。
都城，作为政权的象征，被视为天下的中心。《吕氏春秋》曾提到：“于天下之中而立国，于国之中而立宫，于宫之中而立庙”，是一国都城营建的原则。“紫禁城”之得名，即源于星相学中紫微垣（即北极星）位于中天，传为天帝所居，因而天人对应，地上宫城成为天子居所。可见，紫禁城的选址与命名便是一种“择中”活动。
在这一观念指引下，历代帝王，均将“前朝后寝、左祖右社、坛台四环”作为都城营建的总原则，这一原则构筑了一种“居天下之中”的心理效应，与中国的国名一样，契合了古代中国区别于西方民族国家的特殊性质，日本学者渡辺信一郎称其为“天下型国家”。在地理上，中国北部为干旱的荒漠，西部与南部为高耸的高原，东滨大海——这些天然屏障使得中国获得了超级稳定的自我认同；更由于“寻中”思想造成的大一统观念，使得“王者以天下为家”成为每一个统一王朝的基本政治形态。在记载历代王朝始创的文献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语句：“定有天下之号曰新”（王莽）、“定有天下之号曰宋，改元大赦”、“定有天下之号曰明，建元洪武”、“定有天下之号曰清”——所谓天下，是古代中国人所认知范围内世界的总和，其最和谐之地即为王都，周边地区随着与王都之间距离的变化，文化与道德被认为呈反比例下降，所谓“狄夷”的概念便由此生成。在此指导思想下建立的国家，与欧洲同一块大陆上的不同民族国家具有本质的不同，这就是中国与欧洲之间都城形态差异的根源。
在这一情形下，象征都城中心线的城市轴线，成为天下之中心的象征，自然必须被代表权力的建筑所占据，而不能如罗马一样，将它们排列于这一轴线的两侧。中国建筑的轴线是围绕尊者代表物设置的，尊者代表物——不论是宫殿、陵寝还是碑楼、享殿——不但是轴线存在的唯一原因，而且是轴线中断的结点。当人沿轴线的空间运行到御座所在的太和殿、或陵寝神道上的大碑楼时被中断，人必须不断地离开轴线，绕过这一代表物才能继续沿轴线的运动。这些代表物占据了轴线，使其他来到轴线的人均处于客位的角色。即便轴线营造了良好的视觉效果，其结果仍然完全是烘托尊者的地位，而不是为在这里活动的人所考虑——事实上，他很可能在需要绕过建筑之前便被制止了前行。
从轴线方向上来看，西方建筑群轴线的朝向比较灵活多变，常顺应河流或地势走向，比如罗马的西北—东南、巴黎与华盛顿的东—西；而中国多数建筑群轴线始终指向北，同样是由于北方所代表的“尊位”是这条轴线存在的全部意义（即便北京那两度多的偏移，也是为了指向一个尊位）。
北京的中轴线终止于美丽而宁静的钟鼓楼。钟鼓楼的角色，实际上与太和殿前的日晷、嘉量有相似之处，因其在人们生活中的授时功能，而体现了统治者的特权。因此它们有足够理由坐落在中轴线上，就像很多中小型城市鼓楼位于十字大街交叉口的现象。
梁思成先生说，中轴线在向北到达钟鼓楼后便不再延伸，而是“平稳地分配给”北面的两个城门。这固然引起人们对旧京景物的思古幽情。然而剥离感情的因素来看，中轴线在钟楼戛然而止，是由于不再有政权的代表物需要占据轴线——没有人被允许从背后拜见皇帝，因此北城墙没有了礼制上开设中门的需要，只从军事安全角度开设了东西两门。没有尊者代表物占据的中轴线，在钟楼之后便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便无需延伸，隐没在墙根街巷中即可。如果说“中国”的“中”字就是早期聚落中心的符号模型，那么后世集权的一再强化和北方崇拜的形成，终于消除了它上面没有必要的出头。而今天北京城市规划中，中轴线的北延和南延，实际是向西方轴线概念的靠拢。
北京的中轴线，是紫禁城轴线的延伸。只有在出了内城的前门大街、天桥一代，才沾染上了普通的生活气息，提供给城市中的市民活动。不得不说，北京只有前门到永定门这一段，可算与卢浮宫前的香榭丽舍大街相对应；事实上，这一段原本并不是北京城规划的一部分，它的出身是一条城外大街。自打进了前门，这条线就像卢浮宫大楼和埃曼纽尔二世纪念堂本身建筑的对称轴，脱离了公共空间，专属于建筑的主人。只因为东方建筑是在平面族群上展开，而不以单体的宏大取胜，才有了这条比西方长得多的轴。长长的轴线，仿佛漫长的皇权时代。
2004年，北京中轴线南端的永定门，在消失了近50年之后，重新出现在它原先的位置。在观察这座归来的城楼时，我发现它面对着一座断桥——为重建永定门变更交通而截断的立交桥。断桥断得突兀悲壮，断得戛然而止，无言地亘在北京城的正门面前，使得它的门洞无法穿越，形成了北京中轴线的断点。那仿佛刀切一般生硬的横断面带着一股忧伤定格在护城河的河水中。
这桥断得好。它极其精确地表明了，北京中轴线作为城市交通主干道的一段，是如何由于恢复了中轴线上原有的建筑而被截断。这个断桥是北京中轴线性质的一个绝佳注脚。复建永定门的最大意义，不在于它恢复了北京轴线，而在于它记载了这条轴线的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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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门前的断桥[/caption]
罗马与北京轴线的形态，反映了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与东方模式相区别的一个关键因素。哈佛大学考古人类学教授张光直，曾在其博士论文中，基于对东西方上古文明的详细考察，曾提出世界文明形成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形态：
“一是世界式的（非西方式的），也就是中国式的，包括美洲的玛雅文化在内，社会财富的积蓄主要靠政治程序完成，贸易主要限于宝货；社会组织结构中的血缘关系从氏族到国家一直延续着起主要作用；文明社会的城市与以前的氏族聚落也有连续性；文字的出现是与政治、亲族的辨识和宗教仪式密切相关；因此，它的特点是连续性。二是西方式的，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Sumerian)的乌鲁克(uruk)文化到地中海的爱琴文明，他们的文明社会出现，在社会演进过程中是一个突破性的变化，生产的手段，也就是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是积蓄社会财富的主要方式，技术或商业程序是决定性的因素；在社会组织结构中地缘关系代替了血缘关系；文字产生的主要动机是技术和商业的需要；城市成为交换和手工业的中心，城乡分离；因此，它的特点是突破性的，也就是断裂性的。”
从中可以看到，东方文明自夏商时期开始，就已经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历史演进模式，政治力量是社会的第一推动力；而西方文明从雅典城邦时代甚至更早开始，历史演进的模式是物质生产和商业交换为第一推动力。应当注意到，这种模式已经深深植根于民族的行为习惯当中，穿越历史直接影响到现今的社会形态。中国的所谓“大政府、小社会”、西方的“小政府、大社会”现象，正是与上古文明形态一脉相承的运作模式，是双方各种社会现象最核心的由来。不仅如此，在个人人格与人际关系的模式方面，中国人重视集体、组织、家族等等有关社会结构的观念，与西方之注重个人关怀，区别极为显著，其早期根源，可以说也正是在文明萌芽阶段的这种分野。
这一文化差异，在东西方城市形态上显现得最为直观。西方城市往往由商业活动为脉络逐渐扩展，没有固定形态，先有“市”而后有“城”；中国城市均以礼制和政治机构为规划中心，并以里坊和城墙框定一个个统一模式的管理单位，先有“城”而后有“市”。因此，西方使用了开放的城市空间，东方则封闭了这个空间。作为西方城市空间组织“指挥棒”的城市轴线，自然采取了同样开放和流通的模式，成为一条可通行的道路，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
是科尔索大街的南端点，埃曼纽尔二世纪念堂，是新旧罗马城的转折点。这个连接古罗马与近代罗马城的结点，源自当初一个精心的计划。
纪念堂背后是卡比托山，古罗马心脏地带的废墟位于山的另一侧。在整个古罗马时代，罗马城的中心——不论共和时期的罗曼努姆广场、凯撒广场还是帝国时期的奥古斯都广场、图拉真广场，甚至皇帝与贵族居住的帕拉蒂诺山，都位于卡比托山南坡一直到斗兽场一带。活着的人不可能在已失去使用功能的遗址中生活，只要生活继续，就需要适合当代的建筑空间，这是人类的天然需要。古罗马废墟能够保留至今，其根源并不在于罗马人的文物保护意识，而是产权规则与城市结构。如果近代罗马城继续以古罗马为中心，势必会带来大规模的拆除改造，遗址的命运将和北京旧城差不多了。
然而，罗马却完成了一次漂亮的转身。它的幸运在于，这一转变的主导者，是米开朗琪罗。作为一个对历史遗产充满责任感的艺术家，米开朗琪罗接到了一个实现其理想的订单——16世纪为了迎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凯旋，教宗保禄三世延请米开朗琪罗设计一个面子工程。米氏没有权力规划一个调整罗马空间布局的“米氏方案”，却幸运地通过这个工程使罗马完成了转身——他放弃了在罗马城中心继续经营，而是背对卡比托山南坡的古迹，掉转方向在西北坡顺着罗曼努姆广场轴线的延长线修建了迎接查理五世的市政广场，将原先元老院的背面改建成市政厅的正面。市政广场背靠南边的古罗马，面对着北方的广大土地。米氏用建筑的语言为罗马明确地开辟了新的建设方向，使罗马的重心第一次向北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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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市政广场[/caption]
市政广场中央是哲学家皇帝奥利略的骑马像，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罗马城扩展开去，终于在20世纪初将市政广场的老轴线略向正北扭了一下，修建了埃曼纽尔二世纪念堂，最终确立了新轴线——科尔索大街。卡比托山以北逐渐集中了大量近代建筑，承载了墨索里尼时期和二战后重建时期两次人口激增。原本建于古罗马郊外的奥古斯都陵，却和今天无比繁华的西班牙广场、孔多迪大街并列在科尔索大街两侧，便是这一转变最好的见证。古罗马的心脏地带，却因被解除了现代功能而存活下来，成为全世界的遗产。米开朗琪罗的实验，建立在一个基本前提之下，那就是当时罗马上层社会对建筑师、艺术家的普遍尊重。
在罗马，历史也并不总是如此乐观。在罗马核心区域，除了古罗马“圣道”和科尔索大街这一旧一新两条轴线外，还有一条非常醒目的大道，那就是墨索里尼下令修建的臭名昭著的“帝国大道”。这条宽阔的大道从斗兽场笔直地穿过古罗马帝国时代修建的诸多广场，直通墨索里尼自己的府邸——威尼斯宫。
墨索里尼是一个法西斯独裁头目，但同时又是一个狂热的建筑爱好者。全意大利主要城市里都布满了他主张修建的火车站、大学、广场等等设施。他是又一个用建筑语言树立个人威权的好大喜功者。出于对光荣历史的怀念，墨索里尼试图将自己统治下的意大利同罗马帝国相提并论，因此他充满了对古罗马建筑的热情，才有了用大道连接斗兽场和威尼斯宫的举动。然而，在恢复罗马帝国辉煌的旗帜下，他却对古罗马建筑造成了永久伤害——帝国大道径直穿过罗马帝国期间为歌颂皇帝个人功德而修建的涅尔瓦广场、奥古斯都广场和图拉真广场，直接压在古建筑遗址上，使原本完整的古罗马核心区被硬生生地割裂开。
打着恢复荣光而进行的野心工程，往往也同时在毁灭文化。
在新城建设与旧城保护的问题上，北京也有过一次改变的机会，那就是著名的梁陈方案。1949年底，刚刚成为新中国首都的北京，面临着首都建设规划的一次抉择。在新城建设规划上，苏联专家仿照莫斯科的方式，提出了将行政机关建设在旧城中心区的计划。这一计划将主要行政建筑集中安排在长安街沿线，加大旧城改造力度，势必对北京古都风貌造成破坏，并加重城市负担。
为挽救北京旧城，建筑学家梁思成与规划学家陈占祥于1950年二月提出了与苏联专家方案针锋相对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这就是著名的梁陈方案。方案的主导思想是完整保留北京旧城，将承担首都功能的行政中心区建设于京城西郊的乐坛与公主坟一带，长安街为连接新旧两个城区的纽带，新的建设工程集中于西郊。在此方案下，一方面北京旧城可以得到完整的保留；另一方面新首都区也解放了手脚，发展空间极大扩展，避免了设置于旧城所带来的交通拥堵、人流混杂局面。
这两位对文化遗产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学者，不无浪漫地为北京设计了一条新的轴线，也就是西郊新行政区建筑群的南北轴线。“这条中线在大北京的布局中确能建立一条庄严而适用的轴心。这个行政区东连旧城，西接‘新市区’，北面为海淀、香山等教育风景区，南面则为丰台铁路交通总汇，一切都是地理上现成形势所促成，毫无勉强之处。”
很容易发现，梁陈方案所主张的是与原北京南北中轴线平行的西部行政区新轴；而苏联专家主张的则是以与原中轴线十字相交的长安街为新轴。这场论争，就是平行轴线与十字轴线之间的较量。
以今天的视角观之，梁陈方案是解决北京新旧城之间矛盾的“一揽子”方案。它的基本思路与罗马的米开朗琪罗基本相同，都是想将城市的扩展掉转方向，背靠文化遗产，面向更广阔的空间。但米开朗琪罗成功了，而梁陈方案所诞生的文化母体，注定了其难以实现的结局。在这场抉择中，政治倾向固然是极大的影响因素，但这却实为表面现象；究其内里，文化心态才是根本因素。作为中国大地上新生的大一统构架，原封不动地空出历史上已使用五百余年的都城而在其旁侧建都，这一难以逾越的心理感受从未真正被表达，但却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轻易体察的。
无独有偶，在北京以旧城为中心大规模建设了50多年以后，“中央行政机构外迁”的设想被再次提出，拟将目前的主城作为文化、旅游、金融区；将行政中心迁至东部的通州新城；同时在京津走廊方向设置产业物流带。这一设想同样很美好，但从文化心态的角度来看，我们也不能不对其实现的可能性加以观望了。
北京与罗马，东方与西方，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马可波罗、利玛窦、马嘎尔尼……这些名字，都是欧亚大陆遥远的两端各自演绎几千年之后的一次次握手，也是独立成熟的东西方文明走到交叉路口前充满艰难的一场场相会。美国社会哲学家芒福德说：“城市是一种特殊的构造，这种构造致密而紧凑，专门用来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不同的人们创造了不同的构造，这些构造又反过来强化了人们的差异，这就是我们观察城市的意义所在。
流通与阻塞——轴线的对话
撰文/摄影：杨煦
导语
城市是一大半历史上演的舞台。七百年前，马可波罗热情洋溢地赞颂过东方的元大都。他一定感叹过元大都宫城中轴线的威严雄壮。他不知道，这条轴在下一个朝代被无以复加地强化成了整个城市的中轴，这与他所见过的其他城市是多么不同。他也不知道，在现代城市发展史上，轴线作为城市的生命线，它的存在，又诉说了多少文化上的同与异。
正文
“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伸，一贯到底的规模。我们可以从外城最南的永定门说起，从这南端正门北行，在中轴线左右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约略对称的建筑群；经过长长一条市楼对列的大街，到达珠市口的十字街口之后，才面向着内城第一个重点——雄伟的正阳门楼。在门前百余米的地方，拦路一座大牌楼，一座大石桥，为这第一个重点做了前卫。但这还只是一个序幕。过了此点，从正阳门楼到中华门，由中华门到天安门，一起一伏，一伏而又起，这中间千步廊（民国初年已拆除）御路的长度，和天安门面前的宽度，是最大胆的空间的处理，衬托着建筑重点的安排。……由天安门起，是一系列轻重不一的宫门和广庭，金色照耀的琉璃瓦顶，一层又一层的起伏峋峙，一直引导到太和殿顶，便到达中线前半的极点，然后向北、重点逐渐退削，以神武门为尾声。再往北，又“奇峰突起”的立着景山做了宫城背后的衬托。景山中峰上的亭子正在南北的中心点上。由此向北是一波又一波的远距离重点的呼应。由地安门，到鼓楼、钟楼，高大的建筑物都继续在中轴线上。但到了钟楼，中轴线便有计划地，也恰到好处地结束了。中线不再向北到达墙根，而将重点平稳地分配给左右分立的两个北面城楼——安定门和德胜门。”
上面这段文字，摘自梁思成《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一文。梁先生保护北京老城的悲壮经历在今天受到了广泛尊敬。他怀着深厚感情写就的赞美中国古典建筑的文字，也感染了无数当代读者。这座城市的伟大与雄壮，随着梁思成的热情讴歌深深印在了人们脑海中。我在若干年前读到这段文字时，也深为北京独一无二的中轴线而赞叹。
不过，假如放眼世界名城，还会有新的发现：中轴线，并非北京城所独有，相反，它是世界许多历史名城在规划建设时所采用的普遍方式。罗马、巴黎、华盛顿、堪培拉……这些西方城市的轴线，都仿佛一根根优雅的指挥棒，串起了整个城市的华彩乐章。北京中轴线之引起梁先生赞颂之处，实际上是东方城市轴线之不同于西方的种种独特现象，它们分别诞生于不同的文化母体中。两种文化之间的碰撞，在城市轴线的躯体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罗马：步行之路
西方文明之根的永恒之城罗马，是一座经过极其复杂的历史沿革而形成的城市。今天的罗马城，仍然保持着前汽车时代的城市机理，道路宽窄和路网系统仍旧是步行的尺度，而非汽车的尺度。在罗马所有道路中，科尔索（Corso）大街是罗马全城的主干道，或者说轴线。
科尔索大街的北端起点，是罗马的门户——人民门。 罗马位于意大利国土的中部偏南处，在亚平宁半岛分裂时期，最为繁荣的几个城市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米兰公国、威尼斯共和国、锡耶纳共和国、热那亚共和国，都处在罗马的北方。从经济和政治上，罗马与北方的沟通和联系最为重要，因而罗马城的北门就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城门，也就是今天的“人民门”。它是来自北方甚至欧洲大陆各地的旅行者到达罗马时所见到的第一个景物。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铁路修通后，从此Termini火车站才成为进出罗马的主要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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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民门[/caption]进入人民门之后，便是人民广场，它在1826年之前为公开执行死刑的场所。由此可见，北门一带在当时是重要的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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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民广场[/caption]有意思的是，这一空间存在于人民门内，而不是门外——这不禁使我联想起中国首都的相反情形。北京城具有类似功能的空间，都处于某一座门之外：皇帝登基或册立皇后时，由彩绳悬吊着口衔诏书的金凤自天安门徐徐降下，昭示于门前广场的百官；戊戌六君子，被推出宣武门外的菜市口斩首示众。城门或宫门前方的空间，由此成为中国官方的大众传媒。日本学者渡辺信一郎先生发现，这种“门前”空间的使用方式始创自曹魏明帝营建的曹魏洛阳宫城的“阙门”：“在宫城的场合，阙门是将天子、皇帝之尊自俗界区别出来，并对民众阐明皇帝所具现的礼法与秩序的装置。”这正是中国社会阶层之间关系在建筑空间上的一种独特表达。门，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格外重大的意义，“重门深院”是任何一座中国建筑群所追求的空间形态，甚至，人们用“大宅门”来指代富贵人家。在中国，一座门并不仅是建筑的入口，它更标定了内外的尊卑，标定了其内的政治力量对其外的社会的掌控关系。因此，以官方为主体而带有宣示、教化意义的种种活动，自然需要在这座门外举行，以示传播的对象。因此，中国的种种公共活动，往往发生在一座门前，即便在今日，国庆的典礼与盛大的阅兵在天安门前举行，也包含有同样的性质。
而西方城门在这方面的角色并不明显。先进了门，然后才是广场，可以在罗马城里面目睹这里发生的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讲，罗马是开放的公共城市，它内部的空间才是社会活动发生的场所，而非城市本身作为一个主体去向外表达话语。门与广场，“内”与“外”的差异，是社会形态在建筑上的投影。
由于笔直地正对着人民门与人民广场，科尔索大街因此成为罗马最重要的一条街道。它从人民广场中央的方尖碑开始向南延伸，成为罗马的主干道。科尔索大街的宽度在北京连次级干道都算不上，但在罗马来讲绝对是阳关大道了。大街上的建筑，虽然细部各有不同，但基本都是四至五层左右的楼房，第一层有大理石贴面，二、三层之间有装饰线脚等，轮廓十分雷同。这也是整个罗马最普遍的建筑。这些楼房从临街的角度来看是方方正正的火柴盒，但实际上他们都是一个向心围合庭院的外立面。如果穿过这栋楼的门，会发现来到了一个中央庭院，四面的楼体围合起来，一层往往有连廊。这栋府邸中大部分的活动都是向着这个庭院的，四周的楼体将这里与外面的大街分隔开来，从街上只能看到一个高大的外立面。可见除了北京的四合院，罗马人的“院落”意识也是很强的，在繁华的城市中，内向院落所营造的安静环境是人的天然需要。
正如《城记》的作者王军所言，路口能够给步行者以喜悦，为人们的步行路线提供多种可能。在罗马，路口的密集和道路近端的景观使得步行成为一种乐趣。街道的尽头往往有纪念性建筑，街道的长度是适应人的视线所及的，适应人步行体力的，绝不会长到一眼望不到头的尺度，路网中一个个有着咖啡馆和露天餐厅的小广场，都是吸引行人驻足的结点。这实际上和中国古代“百尺为形、千尺为势”的建造理念很相似，可惜当代中国城市营造了太多“神尺度”的广场，已经将这种对人的感受的尊重抛弃了，而到欧洲旅游的国人却经常嘲笑他们的“广场”这么小。
科尔索大街两侧坐落着众多重要的教堂或府邸，包括意大利共和国的众议院，它们并非坐落于这条轴线之上，而是排列于道路的两侧。因此，罗马这条轴线是一条道路，在起点和终点之间，并无其他纪念性建筑横亘其中——它是供人在其中通行并感受城市景观和象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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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科尔索大街[/caption]站在科尔索大街北端的人民广场南望，目光会穿过科尔索大街，一直投向其南端一座洁白宏伟的大理石建筑，就是现代罗马市中心的埃曼纽尔二世纪念堂，也称祖国祭坛。大街的宽度使它只露出了中间一部分，成为大街的视觉对景。向南穿过大街，一直来到墨索里尼办公室所在的威尼斯广场，纪念堂的全貌才全部暴露出来。这座建筑修建于1884～1911年间，时值亚平宁半岛刚刚完成统一，是为了纪念完成意大利统一的埃曼纽尔国王和开国元勋、无名烈士而建，带有强烈的国家意志，外形酷似一个白色的打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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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曼纽尔二世纪念堂[/caption]从城市轴线的角度来说，科尔索大街可以说是近代和现代罗马的主轴线。从科尔索大街绕过埃曼纽尔二世纪念堂，绕到卡比托山的南坡，就进入了古罗马时期的心脏地带——罗曼努姆广场，俗称古罗马广场。废墟，满眼的废墟，就那样华丽丽地，带着古罗马时代呼啸的风声，带着凯撒、奥古斯都等一个个强劲的名字，铺陈在眼前。
在古罗马广场的心脏地带，同样有一条主街道，就是上面照片上那条宽阔的路。这条路，在古罗马时代被称为“圣道”（Via Sacra），是传统的军队凯旋路线。今天在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和古罗马广场之间的三角地带，草坪中央有一个圆形的建筑痕迹，很少引起游人的关注。其实，这个圆圈曾是承托一个喷泉的水池。上图（陈志华书封面）中那片空地上的小圆锥柱，就是那个喷泉，当时被称为“Meta Sudans”。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它却不仅仅是一个喷泉，它被建造的目的在于标示出游行队伍从凯旋大道转入神圣大道和中心广场的转弯点，因此成为这条“圣道”的起点，也称为沟通君士坦丁凯旋门和提图斯凯旋门之间空间逻辑关系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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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 Sudans 与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caption]在参观斗兽场时，我感到君士坦丁凯旋门的位置十分突兀。而知道了这个圆锥柱的存在，就完全可以解释：
军队凯旋的路线是从城南的古阿庇亚大道进城来，经过卡拉卡拉浴场和马西莫赛车场，一直沿着帕拉蒂诺山东侧路向着斗兽场方向行进。在此穿过君士坦丁凯旋门，然后马上在圆锥柱处向左转弯，走上圣道，由此就进入了古罗马广场的核心地带。从古罗马时代描写凯旋式的文字来看，当时的圣道应当是笔直贯穿整个广场，一直到西端的卡比托山，游行队伍由此登上山上的朱庇特神庙，凯旋达到高潮。而目前这片遗址的现状是圣道在通过提图斯凯旋门之后即向北绕到艾米利亚大会堂前，经过罗慕路斯神庙之后又绕回中央，在灶神庙处转折，穿过奥古斯都凯旋门的废墟，再从农神庙和朱利亚大会堂之间通过，到达卡比托山脚下。
这一变化发生在帝国时代。提图斯凯旋门后面阻挡圣道的那片废墟，实际上是用苇斯巴芗皇帝自己名字命名的一座市场，和提图斯凯旋门建造于同一时期。在广场中间设置建筑，和奥古斯都广场、凯撒广场等帝国时期的广场在中央修建神庙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是皇帝崇拜现象的产物。共和国与帝国的政治形态差异，就这样在废墟中定格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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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广场·圣道[/caption]这条圣道就是在空间上统领共和时期古罗马中心地带的主轴线。它和上文提到的现代中轴线科尔索大街一样，也是一条供人流通过的大道。它的纪念性，是靠坐落于其两边的建筑，和活动于其上的人来共同表达的。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是一个同样经典的例子。它起自卢浮宫前的协和广场，到达凯旋门所在的戴高乐广场。这条大街不但是一条空间之轴，也是一条是时间之轴——尽管从凯旋门再往西就不再称为香榭丽舍大街了，但这条路仍然笔直地一直向西，一直越过塞纳河，到达巴黎的新区拉德方斯。拉德方斯的新凯旋门也坐落在这条延长线上，使其成为连接新旧巴黎的更广阔的轴。我们对于这一情况一定感到似曾相识，因为这与北京的中轴线向北延伸成为奥林匹克公园主轴线、从而指明未来的空间发展方向的意念很相似。不过，由于北京“四面开花”的发展形态，其轴线所起的指向作用并没有巴黎那样明显。
可以轻易地发现，巴黎的这条轴，与罗马的科尔索很相似，都开始于一个具有方尖碑的广场，而且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它们都是一条畅通无阻的路，是人可以在其上往来流通的空间。
北京：王者之轴
现在，该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所熟悉的北京的轴线了。这是一条与罗马、巴黎、华盛顿完全不同的一条轴线。它不是、也不可能被允许成为城市主干道，因为它并没有为人提供的连续流通空间。当我们眺望这条轴线时，会发现它由一座一座的建筑排列而成。这些建筑占据着轴线，轴线也因这些建筑而存在，从另一方面讲，建筑同时阻碍着人沿轴线的运动。当古代的人们处在这条轴线上时，轴线对它的意义只有一个，那就是引导他向北面的皇权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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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轴线北段[/caption]北京的中轴线，其意向直接来源于“中”这个汉字。在远古的农业社会，太阳对人的生存极其重要，以观测日照为目的的“立杆测影”活动被视为神圣之举；而观测太阳所立的“杆”，因其具有报告时间、标定方位的作用，也就具有了神性。在山西省的陶寺考古遗址曾出土过测日影所用的“圭表”，通过太阳照射下“表”杆的阴影投射在“圭”杆上的长短来进行大地测量。在冬至这一天的正午，如果在某个地方测量时投影正好到达“圭”杆上一个特定刻度，此处即为“大地之中”，由此有了“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的定都准则。测影所立“中杆”被视作天地之中的象征，往往成为一个聚落的中心图腾，由此又成为了政治意义上的中心。张法教授认为，当时“中杆”的形态类似于旗杆，这就是甲骨文“中”字的最初象形含义。因此，“中”字在其诞生伊始，便被赋予了天人合一、居天地之中的神圣意义。从“中杆”开始的“寻中”的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向心力、大一统国家的愿望，从古至今都影响了中国人的政治观念。
都城，作为政权的象征，被视为天下的中心。《吕氏春秋》曾提到：“于天下之中而立国，于国之中而立宫，于宫之中而立庙”，是一国都城营建的原则。“紫禁城”之得名，即源于星相学中紫微垣（即北极星）位于中天，传为天帝所居，因而天人对应，地上宫城成为天子居所。可见，紫禁城的选址与命名便是一种“择中”活动。
在这一观念指引下，历代帝王，均将“前朝后寝、左祖右社、坛台四环”作为都城营建的总原则，这一原则构筑了一种“居天下之中”的心理效应，与中国的国名一样，契合了古代中国区别于西方民族国家的特殊性质，日本学者渡辺信一郎称其为“天下型国家”。在地理上，中国北部为干旱的荒漠，西部与南部为高耸的高原，东滨大海——这些天然屏障使得中国获得了超级稳定的自我认同；更由于“寻中”思想造成的大一统观念，使得“王者以天下为家”成为每一个统一王朝的基本政治形态。在记载历代王朝始创的文献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语句：“定有天下之号曰新”（王莽）、“定有天下之号曰宋，改元大赦”、“定有天下之号曰明，建元洪武”、“定有天下之号曰清”——所谓天下，是古代中国人所认知范围内世界的总和，其最和谐之地即为王都，周边地区随着与王都之间距离的变化，文化与道德被认为呈反比例下降，所谓“狄夷”的概念便由此生成。在此指导思想下建立的国家，与欧洲同一块大陆上的不同民族国家具有本质的不同，这就是中国与欧洲之间都城形态差异的根源。
在这一情形下，象征都城中心线的城市轴线，成为天下之中心的象征，自然必须被代表权力的建筑所占据，而不能如罗马一样，将它们排列于这一轴线的两侧。中国建筑的轴线是围绕尊者代表物设置的，尊者代表物——不论是宫殿、陵寝还是碑楼、享殿——不但是轴线存在的唯一原因，而且是轴线中断的结点。当人沿轴线的空间运行到御座所在的太和殿、或陵寝神道上的大碑楼时被中断，人必须不断地离开轴线，绕过这一代表物才能继续沿轴线的运动。这些代表物占据了轴线，使其他来到轴线的人均处于客位的角色。即便轴线营造了良好的视觉效果，其结果仍然完全是烘托尊者的地位，而不是为在这里活动的人所考虑——事实上，他很可能在需要绕过建筑之前便被制止了前行。
从轴线方向上来看，西方建筑群轴线的朝向比较灵活多变，常顺应河流或地势走向，比如罗马的西北—东南、巴黎与华盛顿的东—西；而中国多数建筑群轴线始终指向北，同样是由于北方所代表的“尊位”是这条轴线存在的全部意义（即便北京那两度多的偏移，也是为了指向一个尊位）。
北京的中轴线终止于美丽而宁静的钟鼓楼。钟鼓楼的角色，实际上与太和殿前的日晷、嘉量有相似之处，因其在人们生活中的授时功能，而体现了统治者的特权。因此它们有足够理由坐落在中轴线上，就像很多中小型城市鼓楼位于十字大街交叉口的现象。
梁思成先生说，中轴线在向北到达钟鼓楼后便不再延伸，而是“平稳地分配给”北面的两个城门。这固然引起人们对旧京景物的思古幽情。然而剥离感情的因素来看，中轴线在钟楼戛然而止，是由于不再有政权的代表物需要占据轴线——没有人被允许从背后拜见皇帝，因此北城墙没有了礼制上开设中门的需要，只从军事安全角度开设了东西两门。没有尊者代表物占据的中轴线，在钟楼之后便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便无需延伸，隐没在墙根街巷中即可。如果说“中国”的“中”字就是早期聚落中心的符号模型，那么后世集权的一再强化和北方崇拜的形成，终于消除了它上面没有必要的出头。而今天北京城市规划中，中轴线的北延和南延，实际是向西方轴线概念的靠拢。
北京的中轴线，是紫禁城轴线的延伸。只有在出了内城的前门大街、天桥一代，才沾染上了普通的生活气息，提供给城市中的市民活动。不得不说，北京只有前门到永定门这一段，可算与卢浮宫前的香榭丽舍大街相对应；事实上，这一段原本并不是北京城规划的一部分，它的出身是一条城外大街。自打进了前门，这条线就像卢浮宫大楼和埃曼纽尔二世纪念堂本身建筑的对称轴，脱离了公共空间，专属于建筑的主人。只因为东方建筑是在平面族群上展开，而不以单体的宏大取胜，才有了这条比西方长得多的轴。长长的轴线，仿佛漫长的皇权时代。
2004年，北京中轴线南端的永定门，在消失了近50年之后，重新出现在它原先的位置。在观察这座归来的城楼时，我发现它面对着一座断桥——为重建永定门变更交通而截断的立交桥。断桥断得突兀悲壮，断得戛然而止，无言地亘在北京城的正门面前，使得它的门洞无法穿越，形成了北京中轴线的断点。那仿佛刀切一般生硬的横断面带着一股忧伤定格在护城河的河水中。
这桥断得好。它极其精确地表明了，北京中轴线作为城市交通主干道的一段，是如何由于恢复了中轴线上原有的建筑而被截断。这个断桥是北京中轴线性质的一个绝佳注脚。复建永定门的最大意义，不在于它恢复了北京轴线，而在于它记载了这条轴线的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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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门前的断桥[/caption]罗马与北京轴线的形态，反映了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与东方模式相区别的一个关键因素。哈佛大学考古人类学教授张光直，曾在其博士论文中，基于对东西方上古文明的详细考察，曾提出世界文明形成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形态：
“一是世界式的（非西方式的），也就是中国式的，包括美洲的玛雅文化在内，社会财富的积蓄主要靠政治程序完成，贸易主要限于宝货；社会组织结构中的血缘关系从氏族到国家一直延续着起主要作用；文明社会的城市与以前的氏族聚落也有连续性；文字的出现是与政治、亲族的辨识和宗教仪式密切相关；因此，它的特点是连续性。二是西方式的，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Sumerian)的乌鲁克(uruk)文化到地中海的爱琴文明，他们的文明社会出现，在社会演进过程中是一个突破性的变化，生产的手段，也就是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是积蓄社会财富的主要方式，技术或商业程序是决定性的因素；在社会组织结构中地缘关系代替了血缘关系；文字产生的主要动机是技术和商业的需要；城市成为交换和手工业的中心，城乡分离；因此，它的特点是突破性的，也就是断裂性的。”
从中可以看到，东方文明自夏商时期开始，就已经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历史演进模式，政治力量是社会的第一推动力；而西方文明从雅典城邦时代甚至更早开始，历史演进的模式是物质生产和商业交换为第一推动力。应当注意到，这种模式已经深深植根于民族的行为习惯当中，穿越历史直接影响到现今的社会形态。中国的所谓“大政府、小社会”、西方的“小政府、大社会”现象，正是与上古文明形态一脉相承的运作模式，是双方各种社会现象最核心的由来。不仅如此，在个人人格与人际关系的模式方面，中国人重视集体、组织、家族等等有关社会结构的观念，与西方之注重个人关怀，区别极为显著，其早期根源，可以说也正是在文明萌芽阶段的这种分野。
这一文化差异，在东西方城市形态上显现得最为直观。西方城市往往由商业活动为脉络逐渐扩展，没有固定形态，先有“市”而后有“城”；中国城市均以礼制和政治机构为规划中心，并以里坊和城墙框定一个个统一模式的管理单位，先有“城”而后有“市”。因此，西方使用了开放的城市空间，东方则封闭了这个空间。作为西方城市空间组织“指挥棒”的城市轴线，自然采取了同样开放和流通的模式，成为一条可通行的道路，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
转身还是扩张？
是科尔索大街的南端点，埃曼纽尔二世纪念堂，是新旧罗马城的转折点。这个连接古罗马与近代罗马城的结点，源自当初一个精心的计划。
纪念堂背后是卡比托山，古罗马心脏地带的废墟位于山的另一侧。在整个古罗马时代，罗马城的中心——不论共和时期的罗曼努姆广场、凯撒广场还是帝国时期的奥古斯都广场、图拉真广场，甚至皇帝与贵族居住的帕拉蒂诺山，都位于卡比托山南坡一直到斗兽场一带。活着的人不可能在已失去使用功能的遗址中生活，只要生活继续，就需要适合当代的建筑空间，这是人类的天然需要。古罗马废墟能够保留至今，其根源并不在于罗马人的文物保护意识，而是产权规则与城市结构。如果近代罗马城继续以古罗马为中心，势必会带来大规模的拆除改造，遗址的命运将和北京旧城差不多了。
然而，罗马却完成了一次漂亮的转身。它的幸运在于，这一转变的主导者，是米开朗琪罗。作为一个对历史遗产充满责任感的艺术家，米开朗琪罗接到了一个实现其理想的订单——16世纪为了迎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凯旋，教宗保禄三世延请米开朗琪罗设计一个面子工程。米氏没有权力规划一个调整罗马空间布局的“米氏方案”，却幸运地通过这个工程使罗马完成了转身——他放弃了在罗马城中心继续经营，而是背对卡比托山南坡的古迹，掉转方向在西北坡顺着罗曼努姆广场轴线的延长线修建了迎接查理五世的市政广场，将原先元老院的背面改建成市政厅的正面。市政广场背靠南边的古罗马，面对着北方的广大土地。米氏用建筑的语言为罗马明确地开辟了新的建设方向，使罗马的重心第一次向北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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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市政广场[/caption]市政广场中央是哲学家皇帝奥利略的骑马像，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罗马城扩展开去，终于在20世纪初将市政广场的老轴线略向正北扭了一下，修建了埃曼纽尔二世纪念堂，最终确立了新轴线——科尔索大街。卡比托山以北逐渐集中了大量近代建筑，承载了墨索里尼时期和二战后重建时期两次人口激增。原本建于古罗马郊外的奥古斯都陵，却和今天无比繁华的西班牙广场、孔多迪大街并列在科尔索大街两侧，便是这一转变最好的见证。古罗马的心脏地带，却因被解除了现代功能而存活下来，成为全世界的遗产。米开朗琪罗的实验，建立在一个基本前提之下，那就是当时罗马上层社会对建筑师、艺术家的普遍尊重。
在罗马，历史也并不总是如此乐观。在罗马核心区域，除了古罗马“圣道”和科尔索大街这一旧一新两条轴线外，还有一条非常醒目的大道，那就是墨索里尼下令修建的臭名昭著的“帝国大道”。这条宽阔的大道从斗兽场笔直地穿过古罗马帝国时代修建的诸多广场，直通墨索里尼自己的府邸——威尼斯宫。
墨索里尼是一个法西斯独裁头目，但同时又是一个狂热的建筑爱好者。全意大利主要城市里都布满了他主张修建的火车站、大学、广场等等设施。他是又一个用建筑语言树立个人威权的好大喜功者。出于对光荣历史的怀念，墨索里尼试图将自己统治下的意大利同罗马帝国相提并论，因此他充满了对古罗马建筑的热情，才有了用大道连接斗兽场和威尼斯宫的举动。然而，在恢复罗马帝国辉煌的旗帜下，他却对古罗马建筑造成了永久伤害——帝国大道径直穿过罗马帝国期间为歌颂皇帝个人功德而修建的涅尔瓦广场、奥古斯都广场和图拉真广场，直接压在古建筑遗址上，使原本完整的古罗马核心区被硬生生地割裂开。
打着恢复荣光而进行的野心工程，往往也同时在毁灭文化。
在新城建设与旧城保护的问题上，北京也有过一次改变的机会，那就是著名的梁陈方案。1949年底，刚刚成为新中国首都的北京，面临着首都建设规划的一次抉择。在新城建设规划上，苏联专家仿照莫斯科的方式，提出了将行政机关建设在旧城中心区的计划。这一计划将主要行政建筑集中安排在长安街沿线，加大旧城改造力度，势必对北京古都风貌造成破坏，并加重城市负担。
为挽救北京旧城，建筑学家梁思成与规划学家陈占祥于1950年二月提出了与苏联专家方案针锋相对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这就是著名的梁陈方案。方案的主导思想是完整保留北京旧城，将承担首都功能的行政中心区建设于京城西郊的乐坛与公主坟一带，长安街为连接新旧两个城区的纽带，新的建设工程集中于西郊。在此方案下，一方面北京旧城可以得到完整的保留；另一方面新首都区也解放了手脚，发展空间极大扩展，避免了设置于旧城所带来的交通拥堵、人流混杂局面。
这两位对文化遗产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学者，不无浪漫地为北京设计了一条新的轴线，也就是西郊新行政区建筑群的南北轴线。“这条中线在大北京的布局中确能建立一条庄严而适用的轴心。这个行政区东连旧城，西接‘新市区’，北面为海淀、香山等教育风景区，南面则为丰台铁路交通总汇，一切都是地理上现成形势所促成，毫无勉强之处。”
很容易发现，梁陈方案所主张的是与原北京南北中轴线平行的西部行政区新轴；而苏联专家主张的则是以与原中轴线十字相交的长安街为新轴。这场论争，就是平行轴线与十字轴线之间的较量。
以今天的视角观之，梁陈方案是解决北京新旧城之间矛盾的“一揽子”方案。它的基本思路与罗马的米开朗琪罗基本相同，都是想将城市的扩展掉转方向，背靠文化遗产，面向更广阔的空间。但米开朗琪罗成功了，而梁陈方案所诞生的文化母体，注定了其难以实现的结局。在这场抉择中，政治倾向固然是极大的影响因素，但这却实为表面现象；究其内里，文化心态才是根本因素。作为中国大地上新生的大一统构架，原封不动地空出历史上已使用五百余年的都城而在其旁侧建都，这一难以逾越的心理感受从未真正被表达，但却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轻易体察的。
无独有偶，在北京以旧城为中心大规模建设了50多年以后，“中央行政机构外迁”的设想被再次提出，拟将目前的主城作为文化、旅游、金融区；将行政中心迁至东部的通州新城；同时在京津走廊方向设置产业物流带。这一设想同样很美好，但从文化心态的角度来看，我们也不能不对其实现的可能性加以观望了。
尾声
北京与罗马，东方与西方，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马可波罗、利玛窦、马嘎尔尼……这些名字，都是欧亚大陆遥远的两端各自演绎几千年之后的一次次握手，也是独立成熟的东西方文明走到交叉路口前充满艰难的一场场相会。美国社会哲学家芒福德说：“城市是一种特殊的构造，这种构造致密而紧凑，专门用来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不同的人们创造了不同的构造，这些构造又反过来强化了人们的差异，这就是我们观察城市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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