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年第四期SOHO小报上有篇文章《小的是美好的》,
作者颇为诟病大城市疯狂扩张的无意识行为,主张否定空洞的巨无霸城市,支持城镇化、多中心的卫星城布局。
作者颇为诟病大城市疯狂扩张的无意识行为,主张否定空洞的巨无霸城市,支持城镇化、多中心的卫星城布局。
当然这个规划思想已经被广为接受了,每一个生活在北京的人都会出于亲身体验而强烈支持这个观点。但我想到的是,这种理想的实现,到底是不是一个规划行为?是不是一个规划师通过城市营建能够解决的问题?
文中提到了一个首都人口的比例问题,这个问题,去年北大一位教授在解释北京房价为什么居高难下的时候也曾经举证过——北京虽然人口庞大,但从中国首都地区人口所占全国人口比例来讲,还远远没有达到常态。
这很令人忧虑。作者对此描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蓝图——“大部份的中小城镇代表了真正的美国精神,尤其是西部的保守城市,充满了教堂而不是商店。他们日复一日地过着简单平静的幸福生活,看着老款电视。”如果中国的城镇面貌能够如此,恐怕北京也就不必不堪重负了。
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应当在一个城市规划的专题中被提出,而应该在一个社会学或者人类学的专题中讨论。因为:城市最终是给人用的,上述这种生活图景,出现的必要条件是一个高度成熟的社会形态,这种形态当中各种职业和各种阶层已经充分发育,使得任何一个位置上的人们各司其职,并且规定各自利益的契约得到广泛公认。只有这样,城市的使用者才能够做到良好的“归位”。人们“选择中小城市作为生活目的地而不是仅仅以首都为生活理想”。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的城市规划师也才能够得以规划大量的中小城镇。
前述这些发达国家的众多中小城镇,如果按照完全同样合理的规划布局放到中国,却必然造成大量的空城现象,使规划者无比尴尬。世界银行贷款给中国在青海戈壁滩上修建高速公路,待建成后世行人员实地考察却大呼上当——只有野兽而没有汽车在这条路上行进。这其中的原因,其实作者在文中已经讲明了:“人的心里怎么思量,它的行为就怎样。我们作为城市居住者的人,如果不重新审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人性的弱点和劣根性就会投身到城市建设上,最后制造出让我们痛苦的巨兽。”
作者超越城市规划的层面,提出中国需要迎来一场以农村工业化为特征的“土改”,使得城镇和中小城市获得工业的支撑而得以使人安身立命。其实这个命题似曾相识,那就是曾听到的“北京老城区四合院之所以保不住,根本就不是因为文保部门不作为,也不是因为规划法规不健全,而是地权问题,是中国的土地公有制为大刀阔斧的改造开亮了绿灯。”——的确,这个观点看到了更深层的问题。但我想要说的是,这仍然是浅层原因,还有超越这个层面的深层原因,那就是人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在此有必要回顾一个历史现象:200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解密了一批原始档案,其中文件显示,1960年代CIA对中苏关系走向的评估和预测与实际情况完全相反:CIA看到中苏关系的障碍,但认为基于双方国家利益的考虑,中苏同盟不可能破裂,但中苏同盟却最终走向了破裂。出乎美国人意料的原因在于,196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存在着“结构性弊病”(沈志华语),相互间关系的处理存在超乎国家利益之上的因素,它们不是立足于“对你有利还是对我有利”的现实问题,而是立足于“你正确还是我正确”的意识形态问题,在这个意识观念层面上的分歧之严重,当然就不是另一种形态的西方国家所能够理解的了。
中国的城市之所以是这种样子,正是由于这样类似的原因。控制城市当中人们行为的,不是城市建设成什么样——或者说城市建设造成的影响不是核心影响——而是人们的价值观和对自身的设想。“城市的产生是人的创造力
延伸的结果,所以,不谈人的价值观只谈城市建设是徒劳的。”因此,有必要问一下,中国人是否能够接受小型恬淡的城镇生活。对于一个当代中国的大学毕业生,
去往中小城市获得一份好的工作、所得薪水在当地较低的消费水平上,不但可以获得相对殷实的物质生活,也颇得慢节奏生活之惬意。然而汹涌的毕业大军却背井离乡地涌向中心大城市,甘愿忍受污浊空气拥挤交通,在高昂的消费水平上苦苦为生存基本条件而挣扎打拼,也不愿退出这虚假的乌托邦,这究竟是为什么?作者应该先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再去问我们的城市为什么建成了这个样子。
分散的城镇形态需要一个相应的社会形态,需要一个分散的实现价值的系统,和一个支撑这种价值系统的成熟经济形态。当一个美国人快乐充实地做着一名清扫工时,一个中国的中层领导却在为不得志而郁郁寡欢。而时至今日,中国的社会仍然是一个一元社会,而且是一个单向度的一元社会。大众的人生理想在同一条轨道上孜孜以求,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成功观、官本位、家族观,都在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甚至使人对自身生活轨道的设定加入涉及下一代的考量,这些观念意识层面的导向,就根本不是工商业区域发展所能够左右,更遑论具体城市建设。大家无法各自归位,因为人数众多而可供大家使用的心理期许位置却只有很少的一些。这种心理并不必被视作错误和有害的,而只是说,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国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定义尚存在根本的区别。
曾经,许多人头脑中幻想过一种恬淡舒缓、小富即安的田园梦,可是后来这种田园梦不得不被阶段性的世俗目标所取代,因为大家发现:在中国,只有有了足够的财富之后才能实现最为质朴的田园梦,否则它会为生活所累而击破。这仿佛树欲静而风不止,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可在现今的中国,奇怪的事情还少吗?这是一个高热度的社会,同时是一个不完善的社会,因此身处其中的人,过活简单平静的幸福生活的成本绝非处于后发展时代国家的国民可比。而这里的城市,它只能这样大而无当地生长,被喧嚣和欲望蹂躏得荒草丛生。规划师们心中梦想的美好图景,暂时还没有到来。
那也是我向往的小国寡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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