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09年第4期《中华遗产》杂志那片记忆中的蔚蓝色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撰文/杨煦
导语：泉州，古称刺桐，因其自身条件与历史的风云际会，成为12～14世纪东亚和东北亚的航运中心。它不但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枢纽，更为中国文明的进展提供过另一种可能性。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作为那个波澜壮阔时代的最佳注脚，正在唤醒人们对于那片蔚蓝色的记忆。正文：两个大陆板块相交接的地方，常常隆起雄壮的山脊；两个学科相交叉的领域，往往是新科学开拓的佳壤。同样，一个古老文明体系的发生与进展，也伴随着两种文化支流之间的碰撞与交融。这种“二元”现象，在欧亚大陆最东端的中国古代文明进程中，体现得尤为显著。
史前时代，以黄帝为代表的华夏族群与以蚩尤为代表的九黎族群之间的争斗和结局，造成了后世中原与西南地区的地域文明格局。在历史时期，曾有史家指出：长城沿线如书脊，其一侧书页上写着农耕文明的历史，另一侧则为游牧文明，这本大书的不断开合，是中国文明体系进程的一条主线。其实，如果我们扩大视角去观察几千年里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同样可以发现，陆路与海路两条通道，作为另一种“二元”现象，曾为中国文明的行进方向提供过两种可能性。
西汉至唐前期，陆上丝绸之路如日中天，一派“商旅往来不绝，使者相望于道”的繁荣景象。然而在河西走廊的商旅尘嚣方兴未艾之际，全国的经济重心却悄然由北方逐渐转向温暖湿润的南方，以至于唐王朝为了亲近鱼米之乡的物产而不惜营建东都洛阳。这还不够。唐中期的安史之乱又阻塞了陆路交通，使得“道路梗绝，往来不通”。在这种宏观政治情势下，陆上丝绸之路渐渐退场，中华与外邦的沟通由此转向另一个出口——海洋，海上丝绸之路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而宋廷南迁后，更加倚重海运通道，贵族对异域奢侈品的旺盛需求也刺激了贸易。地近临安、又拥有晋江深水良港的福建泉州，当然是受惠于此的近水楼台，迅速超越了广州，在这样必然与偶然的机遇交汇中，崛起成为东方航运中心。一座城市的成功之路，与一个人的成功之路何其相似，都可谓自身条件与机遇的嫁接。
今天，当我们面对东南方向的大海，试图寻觅那个大航海时代的遗迹时，会感到一丝茫然无助，正像宋人谢履在《泉南歌》中所吟：“州南有海浩无穷”。浩瀚大海上千帆竞发、梯航万国的景象，还能得到再现吗？
博物馆，理所应当地担负起了忠实留存历史的任务。在当年中国航海者出航的地方——泉州，一座专题博物馆，使今人得以目睹那个壮阔的航海时代。这就是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宋代古船：每岁造舟通异域1997年，电影巨作《泰坦尼克号》轰动了全球。熟稔这部凄美爱情故事的人，一定还记得，庞大的邮轮在被冰山切开船底后，锅炉工从快速降下的一个个水密门下的缝隙中逃生的紧张时刻。多达五个水密隔舱进水的泰坦尼克，没能逃脱沉没的结局，但水密隔舱作为造船史上的一个经典发明，仍被视作大型舰船安全的守护神，一直沿用到今天。
可人们也许想不到，大工业时代的轮船上应用的水密隔舱技术，竟可以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设在泉州开元寺内的古船陈列馆中找到原型。这艘1974年在泉州后渚港出土的海船，建造于南宋末年，迄今已历700余年，人类还处于工业革命之前漫长的中古时代。然而当人们从陈列馆二层回廊俯瞰静置于厅中的古老船舱时，却可以清晰地发现12道隔舱板将整个船舱分为13个水密隔舱。万一遭遇意外事故、船底受到破坏进水时，由于水密隔舱之间严密的分隔，使水不会由破损的舱体漫延至整个船舱。这样就使船不至于在受创后马上沉没，为采取援救措施赢得了时间。
后渚港宋代古船，是世上已发现最早的应用水密隔舱技术的海船。无独有偶，这艘斑驳的古船还是其他多种先进造船技术的代表。V字形的船底结构，增加吃水深度，如《高丽图经》所称“上平如衡，下侧如刃，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也”，可在风急浪高的海面上保持稳定；船舷及底部“以全木巨枋，搀叠而成”，多层板叠合总厚度达18厘米，坚固异常，足以胜任长时间、长距离、复杂天气情况下的商业航行。此外，用铁钉、麻絮、油灰填塞船板接缝以求防渗漏的方法，也一直沿用至今。宋人吕颐浩有言：“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船次之，温、明船又次之”，描述的正是当时泉州造船甲天下的实情。这是中国在世界航海史上的杰出一笔。
在当代充满民族自豪的叙述中，中国古代有许多科技上的神来之笔，使得人类在后世取得的伟大技术成就，仿佛可以归结为一个最朴素的初始创意。比如，航天登月的壮举，始于明代幻想家万户将自己捆绑在爆竹中一飞冲天的一次莽撞试验；又如，对地震的精准预报，始于张衡在公元2世纪过早夭折而缺少下文的一项闪光成就。然而，眼前这艘宋代古船上应用的杰出造船技术，绝不仅仅被限定为稍纵即逝的创意。事实上，泉州人打造的优良船只，超越了单纯的技术意义，托起了刺桐港自南宋至蒙元长达240多年的全国航运霸主地位，也铺就了一条“宝马雕车香满路”的海上丝绸之路。
其实，在造船技术之外，这条古船还隐秘地蕴含了另一个历史信息，那就是它戏剧性的沉没时间。出土伊始，考古工作者依据船上发现的南宋钱币推断该船沉没于南宋末年；而地质学家林和杰进一步运用沉积学原理分析了海船沉没的周边地层环境，认定其沉没于1277年。请注意这个时间——1277年，在中国历史年代表中，这一年既是南宋景炎二年，也是元至元十四年。也就是说，这正是一个南宋风雨飘摇、蒙古大军势如破竹的动荡时刻。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厦门电视台戴泉明先生提供的史料，还原出这艘古船传奇而又沉重的经历。
根据刺桐港的传统，商船都会在头年的秋冬乘北风出航，驶往南洋贩运货物，并在来年夏初乘南来的海风回国。此时正是1276年秋冬之际，船员们告别家中妻儿，满怀期待地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出海，虽然北方的战事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至少大宋的旗帜还飘扬在港口，目送他们出航。船驶向南海诸国与阿拉伯海上贸易的枢纽“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岛上），如愿卖出了当地所需的中国货物。此时，他们遥远的家乡，却在1277年新年之际，被元军攻占，泉州首领蒲寿庚举城叛宋投元，南宋皇室则遁入广东。1277年七月，大船乘着温暖的南风，载着满满一船香料药物急冲冲地回家，却又遇到南宋军队“杀回马枪”想夺回泉州这个顶顶重要的港口。一无所知的船员们离乡不到一年，却已经政权更迭，兵荒马乱。他们不明就里，不敢直接开进晋江靠港卸货，只好将船绕到东侧山后的后渚，只带了随身财物匆匆离去，留下这艘孤独的大船，在战乱的破坏中沉没，一觉睡了700多年。
沉舟侧畔千帆过。古船见证了泉州的繁荣，也目睹了南宋的末日。它一定在遗憾，没有亲身经历接踵而至的元代。在这个新时代中，泉州走到了辉煌的顶点。
绿釉军持：涨海声中万国商1739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抱着打通中英贸易通道的目的，来到如日中天的大清帝国。他认为再正常不过的贸易交换，却在这个沉浸于本土富庶无法自拔的“中央之国”，碰了个大钉子。乾隆皇帝洋洋自得而又不耐烦地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这个遵循伦理纲常运行的天朝上国，真的与商业格格不入。帝国看重的是君临四海的尊严，而不是“外夷”手中的金银细软。这条几千年的历史长河太过漫长，当它流到即将入海的地方时，早已经醉于自己所流经的景色，即便已经泥沙俱下，也要徘徊在入海口的沙洲旁，久久回眸。
乾隆紧闭大门的结局，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他大概已经忘记，这条历史长河曾有过一个通畅的入海口，它出现在帝国的南方，源源不断地输出过中华文明最美的创造，养育过誉满全球的商业文明。
今天，泉州海交馆收藏的一件令人感到陌生的器物，就是那个商业文明曾经存在的蛛丝马迹。这是一件宋元时产于泉州的瓷器，圆润的腹部扁扁地向外鼓出，在上方向内收敛，形成一个窄细的瓶颈，便于持握；再向上，又自瓶颈处向外扩出，形成一个喇叭状的开口，并在开口处有一圈立沿，形成“丰肩、鼓腹、束足”的形象，全身施以深绿的釉色，古朴端庄。这原本像是一件普通的瓷瓶，但在其鼓腹上又直直伸出一段直流口，本来可作为茶壶，却又无手柄。更令人费解的是它身上缠绕了芭蕉、水波模样的纹饰。在另外几件类似器物上，还可见到莲瓣和螭龙纹样，都明显带有浓烈的异域宗教风格。
莲瓣是佛教中意味着清净高洁的常见装饰；螭龙与水波则显示佛与法的权威——看来大概是佛教徒的日常用品。可是有些类似瓷器身上竟然又出现了阿拉伯文，似乎是穆斯林使用的器具。所有这些瓷器，却又无一例外产自泉州的磁灶窑、德化窑等几个有悠久历史的大瓷窑，这似乎让人有些理不清头绪。
原来，这种瓷器叫做“军持”，是从印度佛经中音译过来的，梵语写作“Knudika”，意即“水瓶”，是佛教僧侣随身携带的“十八物”之一，最初是僧人携带淡水之用。而在伊斯兰教传播到南洋后，史载“南洋土人自从信仰回教之后，对于传统习惯应用之军持，需要尤多。”于是，穆斯林毫不客气地“拿来”佛教徒使用的军持，烧造上自己的伊斯兰纹饰，作日常拜功时净手之用。军持有趣的身世，才让它有了这两种面孔。
产自泉州本地瓷窑的军持远播四方，在东南亚多个国家都有它的身影。毫无疑问，它是专门为外销给东南亚伊斯兰教徒而生产的。那时的中国，完全不是马戛尔尼后来看到的那一幅傲慢面孔，她是这样具有商业头脑，是这样深谙“市场主导”的规律。像军持一样，德化窑的大海碗，显然是为迎合东南亚土著人围坐饮食的习惯而打造；在欧洲收藏的德化窑瓷器上，竟然绘制着西洋人的家庭生活、骑士风范、贵族休闲和上帝的福音。在1745年东印度公司“Gothenborg号”沉船的货物里，赫然有一批仿欧陆风格金属器具的德化瓷。“客户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中国大陆在30年前刚刚明白的这一市场经济观念，在古代的泉州，是那么的理所当然。
穆斯林手中的军持，折射出一座东方商业主义之城。泉州在商业上的积极进取，成为其崛起的又一大支柱。“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盖诸地商贾，贩运货物之巨，虽合全世界之数，不及刺桐一巨港也。”……毫不夸张地说，泉州作为欧亚陆路与印度洋海陆的结点，所引领的中国海洋时代，主导了13世纪后半叶的世界体系。
如此辉煌的成就，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商业主义的伟力吗？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巨著《全球通史》中指出：“宋朝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中国文明的固有形态，就会知道，在古代的中国，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现象。
哈佛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教授认为，文明形成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形态。一为东方式的，社会财富的积蓄主要靠政治程序完成；社会进展的主要动机是政治、亲族的辨识和宗教仪式。二是西方式的，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到地中海的爱琴文明，社会财富积蓄的主要方式是生产技术或商业程序；社会进展的主要动机是技术和商业的需要。
正因如此，中国的古城多以政治象征作为规划的出发点，礼制的需要笼罩了城市生命的始终。而泉州，这个因商业发展而生长起来的代表性城市，显得尤其可贵，与近代几个相继崛起大国的萌芽状态如此相似。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曾为古中国文明的走向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为这条历史长河提供了一个通畅的入海口。它最终被文化的泥沙淤塞不通，无奈地看着大河义无反顾地向着另一个方向奔涌而去，掀起滔天巨浪。
藩客墓碑：飘扬过海来看你2004年，数个阿拉伯国家慷慨解囊，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主体楼的东侧修建了一个新的陈列馆，称为“伊斯兰文化陈列馆”。其中，阿曼苏丹国王捐款20万美元，沙特国王捐款30万美元，摩洛哥政府捐款10万迪拉姆（折合人民币7.8万元），并有多达13个阿拉伯国家的驻华使节参加了竣工典礼。
他们为什么要出资在泉州海交馆展示来自阿拉伯半岛的文化？让我们在这座漂亮精致的伊斯兰风格展馆中走一走。由杨鸿勋先生设计的展馆建筑，处处可见洁白的大理石和大片的芳草地，敞亮明快，一如阿拉伯世界崇尚的审美观。而走在展厅内，最能够烘托异域宗教气氛的，无疑是随处可见的线条流畅的阿拉伯文。这些文字并非为了装饰伊斯兰展馆而特意刻写，而是已经在泉州这块土地上存在了几百年，经历过无数人的注视。
它们是一方方阿拉伯侨民的墓碑。每一块墓碑上，都刻写着墓主人的姓名和生平，不少碑文还同时刻有阿拉伯文和汉文，甚至分别刻写在正反两面。碑不大，却精致异常。站在展厅中央环顾四周，一方方古老的墓碑，记载着一个个鲜活的侨居穆民的故事。被人赋予生命的石头，仿佛都在试图踊跃发言，向我们讲述那些背井离乡而又难忘故土的心路历程。
走出馆外，在露天陈列场的草坪上，漂亮的伊斯兰墓盖石，疏朗地静静睡着。这些高鼻梁蓝眼睛的侨民，在生命终结后，仍然可以用这样的石头化身使后人赏心悦目。
为什么这么多来自阿拉伯半岛的生命，选择在泉州安身立命，又托体于这里的山阿？
这正是泉州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又一处浓墨重彩。只要你来到泉州，就一定会在山水之间、寻常巷陌，找到伊斯兰文明的深深印记。从某种意义上说，开启泉州梯航万国时代的钥匙，正掌握在这些侨民手中。
阿拉伯人有经商的悠久传统，伊斯兰文明自萌芽时期就诞生于浓厚的经商传统中。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教信仰，又是一种社会法规和政治体系”，借着伊斯兰教对整个社会体系的巨大维系力量，阿拉伯半岛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外扩张，同时也将他们的生意带到了任何他们能够到达的地方。东方的丝绸和瓷器之国，当然也进入了他们的海上商路。至迟在唐代，阿拉伯商人的足迹已遍及中国沿海渚港及西太平洋上诸岛国。可以说，泉州的崛起，除了其自身地理位置，也得益于他们的刺激。
随着商品到来的，一定是宗教，这几乎是文化碰撞地带的一条铁律。而泉州这个商业主义发达的都市，又是宽容和热情的。它敞开大门迎接来自各地的商品，也毫不拒绝来自异族的文化传统。阿拉伯人不但可以在此地传教，而且如果他们能在族人中招徕更多的贸易量，还可以加官进衔。你看，这块下部残缺的墓碑，它的主人当上了永春县的“达鲁花赤”（知县）；这个取潘为姓的阿拉伯人，还当了军队的“总领”……阿拉伯侨民在此经商、为官、通婚、繁衍，渐渐溶化在文明大河中，他们的后代作为今天所称的“回族”，仍然继续着几百年前弃舟登岸时秉持的信仰。
中国与阿拉伯文化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元代末年周致中‘曾使外蕃者六，熟知四夷人物风俗’，所撰《异城志》一书，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埃及亚历山大港、爪哇、麦加、西西里岛、的黎波里……这些今天的国人都不一定能说出多少所以然的地方，竟在宋元时泉州人写下的多部书中都有记述。历史学家常将林则徐称作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之第一人”，呜呼！殊不知我们在中古时代曾那样好奇地向世界张望过，是什么挡住了我们眺望的双眼？
其实，泉州的外来宗教文化，又何止伊斯兰！看看海交馆一层东侧的宗教石刻陈列馆吧，这儿的石头上刻着基督教的十字架、刻着印度教的毗湿奴，八思巴文、古叙利亚文、波斯文和拉丁文都在向你讲述安息亡人的身世。一个典型中国式脸庞的背后长着天使的翅膀，印度教舞王的造像被村中百姓当作观音供奉……正如戴泉明先生所言，这都是多民族漫长而又嘈杂无序的接触中由于相互间‘文化误读’而产生的变异。
泉州，是真正的“云山百越路、市井十州人”。13世纪初侨居泉州的犹太商人雅各，赞叹此地雍容大度的荣光，将她誉为：光明之城。这样具有开放、包容、进取之品格的泉州，在封建士大夫“坐而论道”的淤塞中，确实吹进了一股清新之气。
渡海观音：东方不亮西方亮“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漠厮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神灵庇佑。镇抚蒲和日记立。”
这段文字刻在泉州灵山圣墓的一块石碑上。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郑和奉旨第五次统系舟师前往西域。这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在福建集结船队期间特意在泉州登岸，前往灵山圣墓行香，祈祷真主保佑其航行顺利。郑和的远航可谓航海史上的昙花一现。还是张光直先生所述的东方文明形态使然，下西洋并不为什么经济目的，而是朝廷为追求“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政治宣传。这样缺乏底层动力的外交活动，在短暂的风光后，很快随着官方的兴趣转移而归于沉寂。
郑和的终止，也是泉州的句号。他留下的行香碑，像一曲无奈的绝唱，成了泉州在航海史上最后留下的显赫一笔。元代极盛过后的刺桐港，在明初遭遇“片板不许入海”的严厉海禁，承托往来商船的晋江也渐渐淤塞变窄。郑和没能挽救泉州的衰落，在他逝世31年后的成化八年，泉州最终被“摘牌”，市舶司迁往福州。
历史的戏剧性又一次上演。作为一个港口的泉州渐渐被历史所遗忘，但位于泉州港西北方向的德化，却仿佛“东方不亮西方亮”，勇敢地走到前台，以它绚烂夺目的瓷器艺术，继续撑起这座光明之城的荣光。
泉州海交馆二楼东侧的外销瓷陈列馆里，静静站立着一尊渡海观音像。她的惊世绝美，令人们相信，她就是泉州荣光的续写者。我们看过很多色彩斑斓的艺术品，却不常体会“淡雅是美的极致”。这尊渡海观音，全身没有一丝彩色，完全是一袭通体的白——是白，却又不是耀眼突兀的亮白，而是一种调和醇厚的乳白，如脂如玉，素雅凝炼。再加上釉面散发着莹润的糯米光泽，这种完全由最纯粹的“中国白”造成的艺术感染力，使每一个目睹她的人都情不自禁地深呼吸。
比颜色更加精妙的，是她的雕刻艺术。微闭双目的丰满脸庞，烘托出微醺的宁静；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自胸前急速一泻而下的衣纹。每一个被海风吹起的衣角，都被绝妙地刻画，好像真的是飘逸一刹那的定格，而不敢相信出自刻刀生硬的切削。观音乘风破浪自海外降临，她脚下正翻滚着汹涌的骇浪，几股水流交织缠绕在一起，难分彼此；大浪打出的水珠，在卷起的浪尖上跳跃。观音脚踩浪花，稳稳立于浪花之上，仿佛出水芙蓉，赏心悦目。这样细腻的雕刻，动静相生的仪态，使观赏者久久不愿移开视线。
在观音的背后隐隐钤着一方印章“何朝宗印”——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何朝宗款”德化白瓷。历代以降，中国虽然制造出数不胜数的杰出工艺品，却罕有名垂青史的艺术工匠。而德化窑的瓷雕大师何朝宗，却打破了这个文化传统，他的名字已经成为这种纯粹的雕塑美和釉色质地美的代名词，被奉为“瓷圣”。在海内外公私藏品中，已确认署有真实“何朝宗”款的瓷雕共有47件，全部具有这样经典的艺术特征。2008年8月，为了配合北京奥运会而在首都博物馆和中国科技馆举办的两场中华瑰宝展览中，何朝宗的一尊观音坐像和一尊渡海达摩像分别亮相，在更高层次的语境下，续写了泉州在全球化时代的荣光。
从这些产于明代的德化白瓷精品上，我们发现，不论瓷雕艺术还是烧造技术，它们都比宋元时期的德化瓷器有了长足的进步，这正是德化瓷器接过刺桐港繁荣接力棒的原因。刺桐港衰落了，但德化窑却励精图治，在造型、烧制、装饰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开发，远远超越了宋元的水准。德化瓷不但没有因为航路不便而隐没，反而通过新兴的漳州月港、厦门港和福州港，开创了瓷器外销的新局面。由日用陶瓷到艺术陶瓷的生产拓展，是泉州制瓷业划时代的飞跃。随着明隆庆时期海禁的解除，何朝宗白瓷所代表的艺术瓷雕，很快征服了世界，以至于“天下共宝之”。
德化外销白瓷在清代康雍乾时期达到全盛。欧洲人看不懂中国的方块文字，却能直观地感知瓷器中蕴含的精致、温婉、宁静、优雅的东方美。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欧洲上流社会开始热烈追捧“中国风”，从瓷器开始，一切来自中国的艺术品，包括丝绸、漆器、玉器、家具，都被欧洲王室贵族收藏在宫殿中。乐此不疲的欧洲人，不但欣赏把玩，而且有意识地模仿烧造德化瓷器。从16世纪开始，意大利、荷兰、法国等地纷纷以德化白瓷为蓝本，仿造中国瓷器，并最终在18世纪得到成熟的技术，实现了大量生产。站在这种角度上看，“明清德化白瓷引导和照耀了17、18世纪欧洲瓷业的发展之路”。
大概也是因为那时审美眼光的开拓，欧洲人后来才将目光投向了东方那个万园之园——圆明园。
尾声：
也许有人还记得20世纪八十年代的一部纪录片《河殇》，曾引起过有关“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亦即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大讨论。当我们的视线掠过海交馆的一件件藏品时，就会发现，我们曾路过一个并不隐蔽的交叉路口。但最终，高度内向的自给自足模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导致了明清时期一个具有超稳定结构的大陆帝国。它成了一个步履沉重的老者，在自己的阡陌田园度过一生，对来自远方的声音没有丝毫兴趣。由于固执，他的田园上演了一部苦痛的近代史。
但我们已经踏上了一条重温泉州精神的新路。若干年前，费孝通先生在憧憬21世纪时曾言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们不仅有过一个万邦来朝的大唐长安，而且还有这样一个兼收并蓄的宋元泉州。当我们走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也许可以在这座海港城市的生命历程中，得到一些对未来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