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09年第2期《中华遗产》杂志
废弃的古园
撰文/杨煦
与静园的邂逅纯粹是缘于我初到一座城市时的游逛。当听说离自己的住处不远就有溥仪故居后，我便在一个闲散的午后，带着相机、骑着单车上路了。
静园非常不起眼地睡在天津和平区鞍山道旁。这一片略显老旧杂乱的街区，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过一个特殊的角色。“八国资本的滩头、没落贵族的外所”，描绘了天津近代的短暂喧闹，也在它的老城中留下了极多遗迹。20世纪上半叶，下野政客、失意军阀、遗老遗少，带着落寞和惆怅，避居天津，在充满灰色的庇护和享乐中，放任着余生的颓唐。他们当中也包括大清王朝日薄西山之后的失意代表——溥仪。
1925年，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的逊帝溥仪偕皇后婉容、淑妃文秀在天津落脚。四年后，他们迁入这个幽静的居所，并命名为“静园”，寓意“静观其变、静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这里的确足够寂静，然而他心中隐秘的海市蜃楼，却终究被历史的滚滚车轮所碾碎。
70多年后，我怀着对这段传奇的惊羡推开红漆斑驳的偏门，发现这里早已是一个破落的大杂院。庭院中杂草丛生，杂物遍地，毫无章法地分布着低矮而憋仄的小破房，仿佛随时会在一场大雨中倾颓成废墟。四周高大围墙的表面粗糙得如同年老的皱纹，仿佛与大自然共生，守护着宁静。院里一个蜂窝煤炉上放着饼铛，一个赤膊的男人正在烙几个馅饼，看来是院内住户，对我的走动与拍照熟视无睹。
我过了很久才排除各种乱搭乱建难以名状的附属物对视线的干扰，看清了庭院正面这座二层西洋式建筑，这正是末代皇帝的居所。楼道的吊灯已损坏多时，我只能通过闪光灯打亮的一刹那瞥见眼前的情景：天花板和墙体表面找不到完好的部分，已脱落殆尽，挂着在民国题材的电视剧中才见过的电器设备。很难想象，就是这个破落的空间，曾经容纳过一个气吞山河的王朝的强弩之末。墙外已经飘满青天白日旗时，这个世外桃源还固执地用着宣统纪年，像在紫禁城一样召开御前会议、发出谕旨、联络各国公使。复辟，这个冥冥中的声音，绷紧了这座院子中的每一根神经。
踩在楼梯的木质地板上发出的“咚咚”声和 “吱呀”声，传递着难言的历史气息，回响在遥远的记忆深处。在这里，皇亲国戚们曾坚守着大清的遗律向逊帝三跪九叩，也曾为清东陵被军阀盗掘而嚎啕大哭；溥仪曾把玩着从紫禁城携出的宝物喟然长叹，也曾为淑妃文绣的吵闹与出走而黯然神伤。如今，从两边房间中传出的却是电视节目声、锅碗瓢盆的碰撞声、小孩子的吵闹，和大人粗俗的训斥。他们取代溥仪的家眷成为了这里的主人，室内面貌也随之改观，只有地板沉重的响声敲打着这座建筑无言的灵魂。
1931年11月10日夜，化妆后的溥仪在最后一次回头凝望这座寄托过自己憧憬的洋楼之后，钻进一辆汽车的后箱内，在日本人护送下秘密开出大门，在海河的码头乘船潜往东北，开始了“伪满洲国”的傀儡生涯。他用另一种方式解开了先帝严厉的目光对自己心灵的困扰，而静园也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静默于天津租界的一隅，沉睡不醒。它成为穷人们的安乐窝。你会在各处过道、走廊上发现各种凌乱古旧的杂物，它们统统在地上堆着、墙上挂着、顶上吊着，大都脏污得让我望而却步。厨房窗户上的排气扇叶向下滴着黑色的油腻，凶狠的蚊子无畏地向人裸露的皮肤肆意进攻。一个门楣上贴着随风摇曳的红纸黄字：“大发财源”。
也许，这就是生活最最真实的一面。
要走出静园的时候，我在侧门门框上看到了一张搬迁住户、修缮文物的残破告示，微弱地预告着将要来临的变化。门口卖衣服的妇女还在打着她的毛衣，对生意的无人问津表现出平静坦然的样子。门旁一扇用纸糊住的窗户中，鼾声如雷。
在我造访此地仅仅一个月之后，静园即被封闭、整修。今天的静园已经不是老住户们的大杂院，它变成了记载近代风云的一个陈列馆。大理石喷泉又冒出了水花，雍容的吊灯又打亮了溥仪的书房。徜徉其间的人们，仿佛又嗅到了津门洋场的脂粉香气，却不曾体会这里曾经的寂寞衰败。而我写下的这些文字，也就成了静园历史原貌的一个最后记录。
